[中国海洋报青岛记者站　青岛266033 李明春]
摘要：对于中国，“海权”是什么？中国有“海权”吗？中国近代史100多年的民族屈辱和领土被瓜分与“海权”有什么关系？如果说中国过去没有海权，今天有“海权”吗？说到底就是中国究竟要不要“海权”，中国人向世界能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海权”，中国“海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海权”？
大国的兴衰，玄机就隐藏在浩瀚起伏的波涛中，但今天令人忧虑的是，2005年已是郑和下西洋600年，但国人的海洋意识依然十分淡薄，对此，我们必须深思，要想使中国成为海洋强国，必须要在广大民众中强化海洋意识，大兴海洋文化。只有当浩瀚的南海、东海、黄海和渤海成为与黄河、长江、长城一样神圣的民族图腾的时候，中国才能真正成为太平洋上的巨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强国和富国。
关键词：海洋战略、海权、海洋文化、海洋强国、海洋经济
导言：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值得我们可以引为骄傲和自豪的，如果把华夏文明只是放在中国内部的交流层面看，并没有什么不好，甚至同样会令人感到赏心悦目。今天，我们倡导中国海权，复兴中华民族的海洋文明，是因为面对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与未来，中华民族别无选择地要与世界各国和诸民族进行广泛、多方位地接触、对话、交流与共同发展。因而仅限于内部或者是与世界大陆文化进行交流是远远不够的。从文化与文明的角度衡量，在世界的天平上，中国法码的份量有多重？这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久远利益，直接决定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与地位。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民族在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不仅要有大陆文化与文明的底蕴支撑，同时，还要具备与其相适应的海洋文化的现实体现和海洋文明的复兴与积累。这是中华民族久远利益的社会人文保障，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发展相伴前行的社会主要基础条件。

面对世界共同的海洋世纪，中国海权是海洋文化集中的体现，这无疑将是份量极重的法码。可以说，中国海权法码攸关中国的崛起。

对于中国，“海权”是什么？中国有“海权”吗？中国近代史100多年的民族屈辱和领土被瓜分与“海权”有什么关系？如果说中国过去没有海权，今天有“海权”吗？说到底就是中国究竟要不要“海权”，中国人向世界能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海权”，中国“海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海权”？
自16世纪世界历史的印证，哪一个国家“获得制海权或控制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在这期间，世界强国顺序几经更替。导致这个秩序更替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则是史学家普遍认同，而在今天仍然被世界强国继续印证的强于世界者必盛于海洋，衰于世界者必先败于海洋。如商业　的发展，领土的安全，富裕帝国的存在和世界大国的地位，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到美苏争霸，都可以追溯到海权的崛起，这条铁律一脉贯通。纵观世界发展史，便是一部“调整海洋、国家、海权三者关系的历史”。所以不难得出结论：向海而兴、背海而衰。

大国的兴衰，玄机就隐藏在浩瀚起伏的波涛中，但今天令人忧虑的是，2005年已是郑和下西洋600年，但国人的海洋意识依然十分淡薄，对此，我们必须深思，要想使中国成为海洋强国，必须要在广大民众中强化海洋意识，大兴海洋文化。只有当浩瀚的南海、东海、黄海和渤海成为与黄河、长江、长城一样神圣的民族图腾的时候，中国才能真正成为太平洋上的巨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强国和富国。

一、关于西方的海洋战略与海权思想

所谓“西方”一般是说西方世界。其实在近代世界，所谓西方世界大致是指欧洲西部而言。从地理角度来看，西方世界同时也是一个海洋世界。欧洲西部本是一个大半岛，而大半岛上又伸出若干个小半岛，好像伸开的一个巴掌，恰如站在欧洲西部的大半岛上向远处望去便“开门见海”。这似乎是西方文明的一种显著特征，同时也是从远古到近代东西方思想之间构成显著差异的所在。

西方的海权思想源于西方的战略思想。这里主要指的是欧洲，因为欧洲以外的西方世界（主要的即为美国）仅在近代才开始扮演一个值得讨论的角色。

“战略”的名词有其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内涵，出现之初可以说是具有先天的高度模糊性。战略观念的起源已不可考，但最早在西方出现时其意义为军队，后衍生意义为将军或领袖，以及战役或将道。此外还有其意义为战争中的诡计、谋略、智慧。直至1777年，法国人梅齐乐（1719－1780）在其所著《战争理论》一书中首次使用“战略”这个名词，并把它界定为“战略的指导”。此后这个名词开始慢慢进入法国的军事用语之中，至18世纪80年代欧陆军事著作中开始普遍使用。

此后，战略观念的内涵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扩大和加深，形成一种源远流长的演进过程。

战略是一种观念，当然也是一种思想。“若对希腊的战争史作一整体观察，遂又可以发现有一基本战略观念始终贯插其中。那就是所谓‘海权’。据已故当代战略大师罗辛斯基的说法，此一名词原为修昔底德所首创，其意义为 ‘海之权’，凡是知道如何征服及利用海洋的人，海洋就会把此种权力赐给他”（钮先钟著《西方战略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P30）尽管古代西方最早产生了战略思想，但不曾产生一位海权思想家能够把海洋战略当作整体来进行思考。当欧洲进入中世纪，即所谓黑暗时代时，海权仍经常是平时繁荣和战时成功的来源，但还是很少有人对其性质和重要性，以及如何应用进行理论化的研究。在帆船时代的英国，培根和芮莱等人尝试逐渐发展适当的海洋战略。培根曾指出：“支配海洋的人享有巨大的自由，他对海战可任意作或多或少的选择”。芮莱则认为：“只要握有制海权，则英国将永远不会受到征服”（钮先钟著《西方战略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　P372）。从1815年开始，世界进入所谓“不列颠和平”的时代，英国人已经控制海洋而无人敢向其挑战，全世界都坐视英国海军在世界各大洋上执行警察任务而认为是理所当然。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英国人对其帝国的前途充满了无比的信心。审慎的英国历史研究表明，假使握有海军优势，则无海岸设防的必要，反之若丧失海军优势，则一切要塞都不能抵抗敌方的攻击。所以，海军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争取制海权，一旦制海权已经获得，则其他一切目的自可得来全不费功夫（钮先钟著《西方战略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　P378）。所以，正是这样的事实呼唤更多的国家和思想家摆脱僵化的思想，去思考海洋战略。

二、关于美国的海权思想

美国是近代崛起的西方霸权国家。在美国崛起的进程中海权思想家马汉（1840－1914）的海权思想起到了勿庸质疑的巨大作用。马汉的最大贡献是他发现并举例证明国家权力与海洋权力彼此密切相关，阐明海权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重要意义。正如他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导言中说明其目的就是要阐明“海权对历史过程和国家繁荣的影响。”

马汉极端强调“海权”，但他对这个名词并未作任何明确的界定，在他的著作中，这个名词往往呈现出两种意义：一是经由海洋优势获得的制海权；二是生产、航运、殖民地和市场，两者总称之为“海权”。他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的第一章中明确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架构，即“海权六要素”。马汉根据历史研究，特别是对英国历史的研究发现有六项影响海权的一般条件，并且认为是具有普遍性而且不受时代的影响。“海权六要素”分别为：

（一）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对海权的影响及需要，不列颠为横越海路岛屿的特点）

（二）自然结构（大致可决定一个民族寻求和获致海权的机会。海岸线形状决定向海洋发展的难易程度，良好的港湾代表一种重要潜力）

（三）领土大小（必须与人口、资源等因素相配合。否则广大的领土有时反而形成弱点）

（四）人口数量（发展海权的人力基础。一个想向海洋发展的国家不仅应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而其中直接或间接参加海洋活动的人数，也应占相当大的比例。国家平时的航海事业，包括航运、渔业、贸易、造船工业等，足以决定其海军在战时的持久力）。

（五）民族性（面向海洋和开发海洋的愿望。最重要的为贸易愿望、重商主义）和生产能力。具备心理基础，民众才能走向海洋寻求财富。

（六）政府的性质与政策（政府明智而坚毅，培养其人民对海洋的兴趣，则海权的发展自然比较容易成功）。

马汉海权思想的产生具有其自身的时代背景：

①1890年的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并受欧洲支配，美国只处于边缘的地位。

②内战之后，美国人眼光向内，以西部开发为焦点，而忽视其外交关系和海外利益。

③到19世纪未期，工业革命第一阶段已趋于结束，新的阶段正要开始，蒸汽和电力正在使陆海交通转型。

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大有进步，尤其是达尔文主义成为国际竞争的精神基础。

⑤欧洲强国都采取扩张政策，纷纷向海外寻求殖民地，帝国主义已成一时风气。

正是始于时代和观念的限制，后世史学家对此不免有所批评。史学家指出：

①在历史中还有若干非海洋帝国的兴衰，马汉都不曾予以考虑。

②海权因素固然重要，但导致拿破伦失败还有其他因素的存在。

③英国在17和18世纪中的成功，海权虽为重要理由，但又并非惟一理由。总之，指出马汉是把一个必要理由视为充分理由（钮先钟著《西方战略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P390）。

20世纪未，美国学者柯罗夫在《海权的未来》一书中指出马汉的思想大致都是以19世纪未期的世界环境为背景，在21世纪已有许多不合时宜，依照该书的分析，应有一条新的“影响国家海权的主要条件。”他认为经济实力、技术能力、社会政治文化、地理位置、海洋依赖程度、政府政策和认知的六个要素是现实影响一个国家海权的主要基本条件。

三、关于中国……

马汉自《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于1890年出版，便成为风云人物而开始享誉世界。该书到1895年已出版十版，后来又出了多少版已很难统计。据有关书目介绍，其最近的版本是在1980年。此外，除英文外，从1895年开始先后被翻译成俄、德、法、日、意、瑞典等国文字先后出版而更加畅销，遗憾的是直至100年后中文翻译才完成。如果说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将意味着也是中国人的世纪。那么，我该如何面对，如何思考中国的海权？

对于今天的世界，我们不能不充分认识这样的事实。二十世纪中期以前，世界上的国家或多或少还可以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主体，而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不仅日益增大，而且更加变成一种必要的，甚至是无法离开的条件。这种须臾不可离开的条件构成国际关系的现实极具复杂化和多样化，但无论如何国家的存在与地位是竞争的核心。 所以，未来要求我们在民族思想上必须要做重大的调整，即是在原有的基础和条件下，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而面向海洋，向海洋求发展。因此，马汉的著作和思想，在今天还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他的书虽然已成为经典，但其中的智慧并不因时代的改变而丧失其价值。

这里，我们不妨对西方国家的海洋开发战略做一简要回顾。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海洋观念，除了着眼军事安全战略外，更侧重资源、科学和经济价值。由于新兴的海洋科学及技术的突破，提高了经略海洋的战略地位和它对振兴经济的意义。此外，对海洋认识的发展深化，也促进了海洋观、海权思想和海洋政策的发展变化。

在实际行动上，有着敏锐海洋观念的西方国家快人一步。早在1960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就提出“向海洋进军”的口号，于1967年成立了国家海洋开发中心，1982年又成立了国家“交通、旅游和海洋部”。

美国总统肯尼迪亦于1961年提出“美国必须开发海洋”，并成立了由几个政府部委组成的委员会，协助总统领导海洋开发事业。60年代末，美国政府出资组织近千名科学家对海洋问题进行研究，把能否充分合理地利用海洋，提高到“将会深刻地影响到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地位。”80年代，美国提出“全球海洋科学规划”，把发展海洋科技提到全球战略的位置，目的在于保持并增强美国在海洋科技领域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

1990年，英国政府公布了“海洋科技发展战略”的报告，提出了优先发展对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的海洋科技，特别是高新技术。日本把海洋科技列为90年代发展的12项高新技术之一。法国制定的海洋科技“1991—1995年战略计划”，旨在通过发展海洋科学技术，加强本国在海洋方面的竞争力。

我国于1956年开始制定“海洋科学规划”，1964年7月成立国家海洋局，1996年第一次将海洋生物技术纳入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2003年5月，国务院批准实施《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

四、中国和平崛起论

中国要强大，中国的崛起是全面的崛起，海洋事业的崛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地位。

2003年底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提出“和平崛起”的思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如何及在崛起的进程中应采取何种国际战略？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当今中国和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那么在今天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的抉择只能是：奋力崛起，而且是和平地崛起。就是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的和平崛起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周边多事，崛起必然会牵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分歧。但中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种厚积薄发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正是为了崛起，就必须要充分冷静地分析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

和平崛起实现的条件：有学者提出中国和平崛起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战略和发展目标与时代主题的合拍性；二是中国具备融入国际体系比较成熟的理念、体制、物质基础和人才储备；三是中国在国际体制中地位由局外人成为体制内的主流派和现存体制的维护者；四是中国面临可塑性比较强的国际环境。

崛起需要各种主观条件,中国现在都空前有利,和平崛起存在可能性。中国现在和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面临难得的机遇期，虽有许多不利因素，但总体来说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从外部环境看，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对我国有利，和平与发展是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中国处于同外部关系最好的一个时期。

从本质上讲，中国的崛起是恢复，中国是亚洲的天然大国，中国的规模太大，与德国、日本不同，中国不需要更多地借助外部资源，重要的是把自己经营好。中国主要的优势是阴柔的方面，中国的特性决定了其和历史上崛起的强权是不一样的。

和平崛起存在的局限：有学者认为，这一命题提出来后，国内存在不少疑虑。崛起是综合国力的全面提高，不只是经济。1840年以后中国节节失败，中国经济上并不是很弱，中国也主张和平，可还是没有躲过西方国家的侵略，这说明要综合国力整体发展好了才行。

世界经济有很多不安定因素，美国总把中国当成威胁，阻止任何大国可能的崛起。台湾的形势也会影响中国的未来走向；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能抹杀；能源问题日趋严重；我们的周边世界很不稳定，没有一个大国像我们一样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周边环境之中。

总之，崛起的提法姑且听之，不能自我陶醉。长期来看，崛起要有两手准备，不能被和平所麻痹，关键要进行内部积累。

和平崛起的未来展望：中国和平崛起应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首先要做的是成为地区性的强国，即成为亚太地区有影响的大国，要“立足周边，放眼世界”。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开始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向前迈进，同时又认为中国现在只是处于崛起的初级阶段，不能算已经崛起，中国的路还很长，很艰苦。

不管怎样，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应该参与融合、主动而不谋求主导、体系内维护国家利益、强军而不黩武。中国要深入研究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和国际关系规律，在和平崛起中避免犯主观主义和唯意志的错误，适应游戏规则。中国的崛起要重视自己民族心理状态的培育，消除浮躁和脆弱性。一国的国际地位更多地取决于国家的实力，因此，自强体魄是和平崛起的最主要的基础条件。

对于上述的和平崛起论我们是应该认同的。如果把一国经略海洋看作综合国力的一部分，就海权来说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西方战略思想发展过程中虽然有过陆海战略两派之说，但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海洋战略已是大陆战略的延伸。就是说海洋战略有别于海军战略，它是一个临海国家大陆战略的后续，就其手段而言有别于大陆，就其目的而言与大陆战略是一脉相承的，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因为国家的海上行为与陆上行为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国家的全局而言，海洋战略次于大陆战略，但不是可有可无。

五、关于中国海权与西方海权

中国海权与西方海权有着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最主要的是源与民族的文化及因文化而产生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心态。

“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曾一度有过的海权意识与西方的海权思想从一开始就有着本质的差别。中国是一个儒家思想深厚的国度，中国人的群体主义品质，决定了中国不具备帝国主义的基因：即贪婪。中国人的东方文化特点是和人生理想密不可分的。”（李明春著《海权论衡》海洋出版社　2004年　P8）

西方海权的思想基础及表现是什么？

“西方海洋文化的兴起源于海权思想基础，它让人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本质上的海盗逻辑与海盗行径。……以我为中心脚踏群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以血与火相见，以力分高低；扩张、进攻、征服，不断地扩张，征服，造成地球上阴阻失调，制造了过多的不平等和骚动”。“中国人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在认知海洋之时冷静地审视传统文化，继而用木材最先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楼船，最早把自己发明的指南针用了航海……。这一切不是为了扩张、征服和掠夺，而是为了交流，布施与和为贵。这便是中华民族海洋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本质的差别。在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中国海洋文化萌芽、发展时期缺少了海洋所赐予的坚挺、扩张、征服、竞争的个性”。（李明春著《海权论衡》海洋出版社　2003年　P15）

中国海权究竟是什么样的“海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文木博士2004年3月12日在《中国海洋报》撰文《试论当代中国“海权”问题》，现综述如下：

中国的“海权”特征：中国的“海权”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海洋权力，更非海上霸权。

中国的“海权”概念应当包括从中国国家主权引伸出来的“海洋权利”和实现与维护这种权利的“海上力量”两个部分，而不是西方霸权国家普遍攫夺的“海洋权力”。

中国属于新兴的和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大国，中国是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已成为与世界发生广泛联系的国家，其海洋权益泛布于世界，并随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而持续扩大；与此同时，中国实现其“海权”的内部需求动力和外部压力也在同时增大。这是中国“海权”与世界其他国家“海权”实践的共性方面。但是，中国“海权”不可能不具有中国自己的个性。

第一，国家统一进程与国家“海权”的实现进程相一致。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尚未完全实现统一的国家，中国东部海区是实现中国“海权”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支点。实现对台湾、南海诸岛的主权，既是中国实现统一的正义事业，又是关系到能否实现中国“海权”的关键步骤。实现国家统一进程与实现国家“海权”进程的统一，这既是中国“海权”的特点，也是中国“海权”的优点。它决定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的“海权”实践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它也排除了在相当时期内中国的“海权”实践转向海上霸权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中国为实现其“海权”利益而发展海军是“中国威胁”，或认为中国不应当发展海军的看法，都是不正确的、没有道理和不符合逻辑的。

第二，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中国“海权”属于有限“海权”的特点。

与美英两国不同，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容型的国家，而美英国家属两洋夹护中的国家。这种海上安全的特点，迫使美英两国必须将实现“海权”和扩张海洋利益放在第一位，以至它们最终异化为世界性的海上霸权国家。

在地理上，中国是一面临海、三面环陆的国家。由于三面陆上的安全压力，使中国在长期的历史中发展了强大的陆军而非海军力量。同样，这种地缘政治特点和上述中国“海权”的特点，又决定了中国的“海权”即使拥有与美英国家同样的财力，在实践中也不需要追求世界性的海上权力。中国“海权”应是有限“海权”，其特点是它基本不出主权和国际海洋法的中国海洋权利范围，海军发展不出自卫范围。

第三，中国发展海上军事力量是远期战略上有限性与近期策略上的无限性的统一。中国人对海洋战略利益的认识是从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失败后开始的。而从经济全球化视角认识“海权”，却是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进程中开始的。在古代世界，由于不具备远航动力技术，因此东部大海反倒成了保护中国东疆安全的自然屏障。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及抗日战争初期的海上失败，也只是使中国人从“边防”的角度认识了“海权”的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中国经济已深深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对国际市场和资源产生了日益深厚的依存关系。鉴于此，中国不可能不需要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保护其利益的海军力量，并随中国海洋利益的扩大而扩展。这种扩展进程是无限的，但其性质却不出自卫的限度。

中国一定要有强大的海军：“海权”实际上是国家总体国防力量的集中表现。海军是国家海洋战略力量的核心部分，是“海权”必须依托的兵种。未来中国的“海权”绝不应当只是海军的事，而是国家总体国防力量的集中表现。它应该是在外层空间、空中预警和海洋工程等技术链的拉动和引导下，集陆、海、空导弹精确打击技术并被应用于海上作战的力量结构。

中国海军的跨越式发展，是既要“航母”，更要“核潜”。现代“航母”就已与现代卫星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并据此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陆基远程精确打击仅具有本土防御的意义，对于世界范围的制海权而言意义不大。它解决不了关于海外商业争执、资源进口线受阻及海外商人和侨民保护问题。而现代“航母”已不是一般的战舰，它也不仅仅属于海军，它是一个集海、陆、空和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为一身，并在全球范围最具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在本质上，它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作战力量的标志。其次,航空母舰是与经济发展概念相联系，因而具有攻势性的军事工具，其发展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攻势运动。没有“航母”，我们在国际上任何重大涉我事件中，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力；没有“航母”，我们就不能对影响我国海洋安全的行为在其初始阶段进行制止；没有“航母”，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的海洋利益就不会有实质性的保障，中国国内经济就会因资源进口和利润回流中断而发生危机，并由此阻碍中国的迅速崛起。

中国海军建设起步早但发展慢，这既是中国海军历史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中国海军由于其相对落后倒使它拥有开发新领域的后发优势。对中国国防安全而言，现在的问题是由美国推进和主导的依托外空信息技术的新战争模式，不仅拉大了中美之间的军事技术力量，并由此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中国海区主权的安全。为此，中国必须急起直追，将有限的国防资源科学合理的配置于海军建设，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缩小中美海军之间的技术差距。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呢？根据历史经验，如果我们利用后发优势反其道而行之，将有限的国防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这可能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更为有效的威慑力量，并以此带动中国海军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因为：（1）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外空技术革命已近饱和，而深海技术的开发方兴未艾；（2）深海武器比陆地和天空武器更具机动性和隐蔽性，更有利于完成国家战略攻防任务；（3）相对陆基弹道导弹而言，深海武器可确保国家的二次打击能力更久地处于安全状态；（4）发展包括潜艇在内的深海作战工具，是发展包括“航母”在内的水面舰艇的基础。海军的终极作战力量并不在于海面舰艇的战斗力，而在于水下舰艇的战斗力。也就是说，在大规模的战略打击后，只有深海作战力量具有战略报复和二次打击的能力；（5）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其国防任务更多地带有战略防御的性质，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既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近期目标，又有利于确保国家战略防御政策的终极效果。

“永远不称霸”是中国扩展“海权”的原则：海军是国家扩展“海权”的重要手段。从近中期看，中国面临着统一祖国、捍卫国家“海权”的严峻任务，这是中国政府必须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中国加强海军建设的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海权”扩展是无限的。

同时，在维护海洋政治、经济权益方面，中国“海权”及其实现力量，即中国海军的扩展又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在这些领域，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国际海洋法的框架下，经过多边协商予以解决，中国海军的目标只是确保这些多边协商结果的合法执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海军的建设仅限于自卫性威慑范围。中国海军建设的目标将永远服务于中国以平等之地位独立于世界的要求。

“中国永远不称霸”，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中国政府政治家从世界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中总结出的成熟的强国之策和经验。

六、关于民族特性

既然一个临海国家的海洋战略不是可有可无，那么该如何认同却与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思想传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民族特性问题。

如前“和平崛起论”的学者有两个问题体现出与海洋有关。一是中华民族的阴柔个性；二是1840年以后中国节节失败，中国经济上并不是很弱，中国主张和平，可还是没有躲过西方国家的侵略。困绕了中华民族很多年的问题，它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我们知道在公元后1400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无论在科技发明还是在生产力方面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明朝郑和下西洋的阵势比西方人所谓地理大发现的航海活动气势大许多，首次远航就有62艘船组成庞大的船队，人员达2.8万之众，船队中最大的船长44.4丈，阔18丈，9桅12帆，载重800吨，可乘1000人。九十二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从大西洋绕过非洲南端到达印度洋，只有4艘帆船，而且都不大。地理大发现开始了殖民时代，西方从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落后民族那里劫掠了数不清的财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保证，正当西方扩张和发财的时候，明朝皇帝却关上了国门，不准从事海外贸易，不准移居海外，结果成为中国历史发展上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开始，中国在国际上以自由落体般的速度迅速地落后了，随着便是节节失败。这是为什么？

近来有国外学者质疑“中国为什么没有工业革命？”经过一番论证认为：中国所以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是因为受儒教的影响。这种论点具有深刻的道理。其实这种论点所体现出的是一个民族本质的特性问题。如果说中国是因为儒教，那英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儒教，而偏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了这样一种文化？

在中国儒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生长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具体地说是生长在中国这样的广大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的农业社会是由中国的地理特点所决定的。中国有两条大河，黄河和长江浇灌了中国东半部的辽阔沃野，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摇篮。在这样一个广大范围内生产和生活的中华民族，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以便维持农业生产的发展，如果社会秩序乱了，只要一茬庄稼失收，就会饿殍遍野。土地给予回报，提供赖以果腹的食物，农民和土地之间建立了精神上的神圣联系，因此把居住地称为热土，就是这个道理。这块土地上的民族不像游牧民族那样居无定所。再则，中国的辽阔和富饶使中国人有自给自足的可能，不需要对外扩张和掠夺，也不依赖对外贸易。当然也有战事，那也绝大多数是抵御游牧部落的入侵和劫掠，或者是为了使周边的民族臣服从而免除遭受入侵的危险，或者是为把皇帝拉下马，自己坐庄。

中国人并非没有创造力，长达1400年科技领先地位就是明证。只是国人把创造力用在了协调人际关系，以维持社会稳定；用在农业，如天文观察，兴修水利等。而西方把天文学用在发现新大陆上，目的是贸易和抢劫。郑和奉旨下西洋是为了向周围国家示威，为了让其他民族臣服，“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以求自身的安全而不是一时的利益，而西方的探险则是赤裸裸的抢劫和占领。

中国的地理特点和生产方式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使之成为一个内向的民族，和平的民族。只求关起门来过安定日子，只担心别人来抢劫而不准备去抢劫别人，他们把极大的精力花在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稳定上。宋、明两朝理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琢磨心性，在灵魂深入做功夫，甚至连蒙古人和满族人这种马背上的民族入主中原后，都要把朱熹的理学摆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与其说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不如说中国这块土地需要儒教这样的中华文化，儒教就是在这样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它在为封建的生产关系服务，为封建的统治服务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开始摆脱原来意义上的儒学，封建的生产关系不断地改造着儒教，中国的内向，中国的闭关自守，使其变成了一个具有明显“阴柔”特性的国度。

如果说中华民族的性格是阴柔，那西方民族的性格就是阳刚。西方的文化传统具有冒险性、进攻性和侵略性。西方文化是地中海里孕育出来的，地中海周围没有长江、黄河那样的大江大河，也没有黄河平原和长江流域那样的辽阔沃野，因而不可能出现关起门来过自给自足生活的民族国家，小国间必须进行贸易、互通有无，而地中海是他们交往的天然通道。这种商业活动又往往和海盗行为相伴随，地中海里的克里特岛居民把商业活动和海盗行为都看做体面的职业。那时，今天欧洲和美洲居统治地位的日耳曼民族还在草原上游荡，他们也把征服和抢掠奴隶及财富当作神圣的职业，这种文化和地中海地区的原住居民的文化相结合，就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因为本国的人口压力，贫瘠的土地不能养活本民族，和中华民族安土重迁的心理相反，地中海民族几乎从一开始就有闯荡世界的习惯，他们是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的开山鼻祖。

殖民地的最早开拓者是腓尼基人。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他们就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许多殖民地，继起的希腊人东面把殖民地建到黑海，西面建到西班牙，这样的土地上不可能产生儒教这样因循守旧的意识形态，而只能产生基督教这样的进攻性宗教。西方有学者指出，基督教的本性就具有扩张和侵略，它把人世间看做上帝和撒旦交战的战场，基督徒充满了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为了迫使异教徒皈依而不惜用武力。统治阶级利用这个特点，使之为对外扩张和掠夺财富服务。后来的文艺复兴提倡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则进一步推动了冒险、扩张和侵略的热忱，而商人在欧洲的扩张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历史上压抑商业，商人被排在士、农、工之后没有社会地位，更没有政治地位。欧洲相反，他们有重商的传统。在英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封建势力从来没有达到中国那样强大，而城市商人拥有独立于农村封建主的自治地位，他们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国王重视商业，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的探险家们正是在国王或王子的支持和资助下活动的。这与中国明朝皇帝实行海禁和禁止人民移居海外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欧洲国家的所谓海外贸易，如葡萄牙在东南亚的贸易，其实只是把东南亚地区这个国家的东西贩到那个国家。根据传统，他们贸易也做，海盗也做。商业活动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海外扩张又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同时为科技进步提供了资金支持，在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生了。

中西文化的差别提供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运用这些背景去映照过去、现在和将来在国际上发生的种种事情时，便会有所顿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审视中国海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七、海洋国家不可缺失全面开放的全球意识

长期以来，辽阔的大海给予中华民族以强盛，同样也给予中华民族以沉痛的教训。人们在这块被辽阔海疆所呵护的国土上劳动生息，世世代代，却一直跳不出这样一个命题：“中国强盛过，后来为什么穷了？西方富强了，他们会穷吗？”（李明春著《海权论衡》导言 海洋出版社 2003年）

中国地大物博，应该这样认识，中国版图面积达1260万平方公里，其中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域国土和主权管辖的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国土的庞大，并不代表国家实力的强大。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曾经下过这样的结论：“尽管中国靠海，并在古代可能有着发达的航海事业”，但中国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于他们的文化。”（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1956年　P146 ）

其实黑格尔的解释有些“武断”。不是吗？西方学者对中华文明的武断已不止一次了。西方人自己欲望扩张便武断异帮也扩张或许有他们的逻辑，而对于我们应该深深思考的是如何否定这种武断的历史根源，如何在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中读解中华海洋文明的沉重及未来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否应该引起国人更大范围的关注？！
中国不称霸，这是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的秉性。但是，应当承认，中国距离海洋强国尚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说起来，中国走向海洋错失机遇或步伐缓慢的原因，则有着其深刻的传统文化背景。历史上，强盛时期曾与西方有过对话，而在落后时期则转向对抗，是单一的正反模式。这种对话与对抗，主要是通过海洋发生与发展的，所以具有性质显明而强烈的全球开放性。对话与对抗的本质是一种文化态度，最终表现为了东西方文化精神的对话与对抗。所以也就有了“中国强盛过，后来为什么穷了？西方富强了，他们会穷吗”等类似问题重复地出现。

自15世纪起，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开始进入“海洋时代”。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抵达美洲。不久无数欧洲人乘坐帆船驶向美洲。从1607－1640年间，仅英格兰向美洲就迁徙了2万多人。此外，欧洲的殖民者们还从非洲用船运来了无数的黑奴。可以说，北美殖民地最初的近代文明都是用船从海洋中运来的，资本主义、资本、奴隶制度、风俗习惯、法律体系。美国人天生就有一种“海洋意识”，美国后来之所以从一个大西洋的滨海共和国发展成为一个横贯大陆的“两洋国家”，靠的正是这种“海洋意识”。

在中国及西方的造船及航海技术有大幅进步后，人类从陆地、近海跨向了远洋。这时海洋的意义是运输、宗教传播、贸易及战争；长期沿用的6海里的领海范围就是以当时舰炮的射程来规范的。进入17世纪，中国又演变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大陆国家，独享闭关自守政策带来的自大膨胀心理和所谓的疆土安全。而严重缺失面向世界的开放意识，东部濒临大海、大洋、却一直背对着大海，眼睛始终不放过内陆和中原。既使被逼到东南沿海一带，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小王朝有走向海洋深处的要求。唯一的愿望就是“北定中原”、“踏破贺兰山阙”、“西北望长安”。

中国人的大陆意识源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其自身的发生而言，有着显著的特点。“第一，它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的四大文明之一，跟埃及、巴比伦、印度以及希腊文明不同，是唯一延续到现代而没有中断的文化系统；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又是在东亚大陆上，在东南濒临大海，西北横亘沙漠，西南耸立高山的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地理环境使中国人把华夏民族生活的黄河流域看作是世界的中心，把周围看作四方，形成具有极强的内聚力的内向文化的心理结构和传统价值观念；第三，由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和各民族的早期融合，华夏文化的产生源远流长。它在先秦时期定型，繁荣和成熟于封建社会，后又经过佛学的输入和西学东渐，有过一定程度的更新和丰富，融汇了世界各种文化因子。”（李明春著《海权论衡》　海洋出版社　2003年）

中国的斜度是大陆型的制度，中国人的意识是大陆型的意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据历史记载，1405－1433年间，郑和带着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技术最先进的船队七次下西洋，这比哥伦布的探险早60年，比达•伽马早70年。郑和作为官方代表，其出航是与海禁政策一起推行的，主要目的是宣扬大陆帝国的国威，他强调“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是为了巩固海禁。到16世纪后期，中国虽然一度开放海禁，广州、泉州等地通过菲律宾与海外进行贸易，但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下，中国很快便从海上退回，重施海禁，回到闭关锁国、自给自足、自我陶醉的大陆环境中。取消口岸、闭市、封舱、烧船、迁村、移民、禁运，清廷一个接一个地下达了停止与西方商人贸易的命令。

中国人用大陆拴住了自己走向海洋的脚步，而美国人却用小船将贸易送到了中国大陆。1785年，第一艘美国船只到达广州。美国的单桅小帆船和纵帆船从努特卡先是运来了人参，1787年后又从那里运来了毛皮。此后，美中贸易额迅速增加起来。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是以大陆为背景，这就形成了两点致命的缺陷：一是把海洋理解为近海，理解为防御，海洋只不过是大陆安全的护城河；二是把海洋看作是维护大陆专制体制的手段。与之相比，美国人把海洋理解为远洋，理解为扩张，更把海洋看作是发展贸易、经济、生产力的手段。当然，美国人的海洋意识更多地包含着霸权意识与扩张意图。马克思曾经讲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

世界潮流，大势所趋。进入21的中国，急迫需要整合和梳理“海权”及“海洋战略”的历史，论衡中国“海权”及“海洋战略”，以启迪人们的大思维、大视野，为大国的命运提供更实际的实践和理论。处于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如果弘扬“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的自豪，应当站在历史的基础上看未来的发展。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理所当然就是在海洋世纪实施海洋强国战略。今天的海洋已经不是最初意义上的天堑、天险，不是人类迈向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障碍，而是未来的发展资源所在，未来强大中国的空间所在，中国的海洋战略，应是一种具有强烈全球意识的战略，这就要求，不但要对内开放，也要全面对外开放，内外统一，这样才能使中国的未来走向强大。

观沧海，必有为。谁控制了大海，谁就控制了世界。彻底告别“内陆性格”的中华民族，当站在全球的高度，以新的海权意识参与世界海洋竞争，参与组建新的世界海洋竞争格局，目标是要成为强大的海洋富国。

八、经略海洋攸关中国崛起

重陆轻海海权不张：近代史的巨痛，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但是却没有真正唤醒中国人的海洋意识。因此，更不可能树立坚挺的海权意识。

在闭关锁国时期，自然谈不上对海洋战略、海疆和海权的重视。《香港商报》2004年5月5日载文讲述这样一个事实。据专家所指，中国的“西南中沙工作委员会、西南中沙办事处”在1959年即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但40多年来，中国一直未在这一区域设立正式的行政建制，也未曾配备任何装备。直到2000年，西南中沙办事处才拥有一艘90吨位的木制渔政船，执行巡逻护渔。

南沙群岛由230多个岛、礁、滩和沙洲组成，虽然单个岛礁的面积很小，但是分布面积却达24.4万平方海里，约80多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海洋国土总面积的1／3以上。南沙群岛地处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道要冲，南中国海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天约有400艘船通过这里。南海总面积为350万平方公里，在中国国界断续线以内有200多万平方公里，其中渔场面积为18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渔场总面积的65％，是中国渔业资源最为丰富的海区。南海海域的油气资源储量，最新的说法是石油储量达到200亿吨，天然气资源达到25万亿立方米。

目前，在南沙群岛中，中国仅控制着9个岛礁，其中包括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其它大部分岛屿都不在中国控制之中，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抢占南海岛礁约50个。越南和菲律宾在沙都有很强的军事存在，还修建了多处军事基地和军用机场。

有关专家还指出，直到现在，中国人的海权意识仍然是没有到位。中国人对海洋认识的欠缺，不仅表现在“重陆轻海”，还表现在“重北轻南”上。这点既体现在中国的海军力量部署，也体现在海洋科研和资源勘测上。南海海域占中国全部海域的3／4，从海洋经济和战略的角度说，其价值要比渤海、黄海、东海重要得多。

资源开发重北轻南：海洋油气产业是中国海洋产业中发展比较快的产业之一。2003年，海洋油气业总产值469.37亿元，在海洋总产值中只占4.66％；2003年海洋原油产量2437.17万吨，增长1.3％；海洋天然气产量43.69亿立方米，下降6.0％。但是，2003年原油消费量达到2.5亿吨，跃居世界第二。相对于这个庞大的消费量，海洋油气产量和产值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发展速度明显慢于现实需求。

其实，海洋油气业最令人担心的并不是油气业产值的问题，而是海洋油气业的整体战略、管理体制和技术问题。有专家指出：中国海洋油气业的发展战略和整个海洋战略一样，重北轻南，这才是最值得担心和反省的。中国目前海洋油气开发力量主要集中在北部的渤海地区，占中国领海面积3／4的广阔南海地区（也是海洋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油气开发几近空白，不多的几口油气井还都在离陆地和海南岛不远的海域。

从战略上来说，这是非常短视的，因为渤海是中国的内海，而且平均深度只有15米左右，开发难度不大，也没有任何海权争议。因此，很多专家建议，对于石油资源缺乏而消费如此巨大的中国市场，渤海的石油不应该急着开发，而应该作为后备资源。从海洋环境的角度说，渤海已经是中国内地污染最严重的海域，现在再在这里大规模地开发油气资源，更将进一步导致该海域的环境恶化。

中国最迫切需要开发的是南海海域的油气资源。南海不仅海域广阔、油气资源储量巨大，而且是海权受到周边国家侵犯最严重的地区。据有关专家介绍，南海周边国家通过纷纷引入外部资金，多年来对属于中国领海范围的南海油气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性开发。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未期，周边国家已经在南沙海域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多个和油气田180个，1999年年产石油4043万吨、天然气310亿立方米，分别是中国1999年整个近海石油年产量和天然气产量的2.5倍和7倍。近年来，这个势头更是愈演愈烈。

海洋科研资源分散：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今天的海洋竞争，实际上已经成了海洋科技竞争。没有发达的海洋科技，即使有广阔的领海也只能望洋兴叹。

在发展海洋科技方面，发达国家除了制订规划、计划以外，海洋科技竞争正在走向集团化、国际合作化。同时强化科技管理，由政府直接出面领导海洋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工作，不断增加研究开发经费。日本、美国、法国在海洋科技研究开发上不惜投入重金，而且每年都以4%左右的速度增长。

相比而言，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真正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后，而到90年代后期才真正受到重视。1996年第一次将海洋生物技术纳入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关于海洋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和法律，也是在过去十来年出台的。

有专家指出，中国海洋地质和矿产资源的调查程度还很低，特别是海洋高技术研究开发能力的差距相当大。从总体上看，落后发达国家至少15到20年，发达的海洋国家对专属经济区的调查研究做了充分、大量的工作，但我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仍然不足。

此外海洋管理的计划体制一直没有变化，条块分割严重，开发局面混乱，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情况严重。虽然专家多年来一直建议成立统筹协调的海洋局或者海洋委员会，但是直到现在仍无结论。海洋科研上，也存在资源分散，难以形成合力的局面。

海洋或能减缓危机：2004年以来，一系列关于中国投资过热导致国际资源价格上涨的消息，已是全球关注的话题。同时也给中国资源安全问题敲响警钟。解决资源安全问题，除了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市场外，发展海洋经济、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必然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由之路。

中国自1993年首次成为石油的净进口国以来，进口石油不断增加。2002年上升为6941万吨，同比增长15.2％，2003年接近1亿吨，2004年将超过1亿吨。最保守的预计，到2010年，中国石油消费将超过3亿吨，2020年为3.9亿吨。预计2020前后中国石油的高峰产量约为2亿吨，缺口额接近2亿吨，这一缺口必须通过海外供给获得，对外依存度接近50％。此外，今后20年，中国还将缺铁30亿吨，铜5亿至6亿吨，铅1亿吨，都需大量进口。一般认为，当一国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达到20％、30％时，就面临较高的风险。据此判断，中国将在未来5至10年遭遇“资源安全”问题。10至20年，这一问题会变得严重起来。以2000年中国石油实际供应量为基数测算，如果供应量减少1%，将使GDP的增长率下降5.83个百分点；如果减少5%，则GDP将负增长。

2020年前后，若没有充分准备，“资源安全”就极有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从陆地来说，中国总体上是一个资源紧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缺水比较严重的城市有110个，全国城市缺水年总量达60亿立方米。据预测，中国人口在2030年将达到16亿，届时人均水资源量仅有 1750立方米，将成为严重缺水的国家。

中国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每年还以近千万亩的速度在减少。据国土资源部最新统计，最近7年间，中国耕地总量已减少1亿亩。600多个县市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世界公认的警戒线0.8亩以下。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其中主要矿产资源还不足一半，除煤炭和少数有色金属外，矿产资源的富集度也比较低。

为应对即将面临的“资源安全”问题，中国除了必须综和运用外交、科技、贸易、军事等手段参与国际资源市场博弈外，海洋资源争夺将成为其重中之重。海洋以其丰富的资源、广阔的空间以及对地球环境和气候的巨大调节作用，成为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保护海洋、开发海洋已成为当今世界高技术领域的一大主题，也是各国本世纪的主要发展战略。

因此，加快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能否和平崛起，首先要看中国能否在牵涉一系列国家生存问题的海洋事业上崛起。

主要参考文献：

钮先钟著《西方战略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

钮先钟著《战略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

李明春著《海权论衡》海洋出版社　2004年

《中国海洋年鉴》海洋出版社　2002年

曲金良主编《海洋文化概论》海洋出版社　1999年

李鹏程著《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　1994年

郑一钧著《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　1985年